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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包括扎实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扩大国际产能合作、促进外贸创新发展、提高利用外资水平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五方面。中国应如何定位高水平对外开放？在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道路上有哪些荆棘？围绕着这些问题，《亚太日报》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、经济学院系主任、诚成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曹和平教授。
曹和平认为，当前，中国与东盟、韩国、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，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是世界最大的双边贸易之一。TPP威胁并不像东南亚部分舆论所想象的那么大。
曹教授表示，事实上，TPP本身问题并不小。比如，在TPP条款中，美国把原来对本国医药专利不当，伤害到美国消费者福利的条款调整，调整后，医药产业和消费者双双得利的老规定反而又在TPP中坚持。这种保护美国医药垄断企业过时的和不公平的条款中不是医药个例，也不是行业个例。公道不公道，试用后就知道。TPP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其中，美日两国得利，小国有苦难言在后边呢。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中国企业也不用太在意。改变的机会有的是。
自贸区的金融改革一直备受关注，曹和平提出当前中国应该有三方面的金融改革：
第一，机构要适应世界发展新形势改革。“一行三会”合并，成立统一决策的金融联席会议办公室，去掉一级科层，增加宏观综合决断能力视野，更适合当代金融发展大趋势。
第二，机构上浮改革后，把发放基础牌照权利下放到地方就有了制度支持基础。我国一个省大多都和欧洲大国一样，有发展自身国民经济体系潜力。各省获得了发放基础牌照权利，根据自己情况因地制宜，优化资源和发展金融业。这和重大项目审批权限下放给地方逻辑一模一样。
第三，金融改革要和金融科技发展，尤其是与互联网+金融技术发展相结合。目前看，中国有各级各类产业园区两万多家。它们都是中国产业政策汇聚洼地式沃土。如果金融改革再能向这些园区着力，就等于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基础上形成的产业政策沃土平台延伸，开花结果可能性非常大。
他分析，目前自贸区房价大涨，两个原因：一是短期股市震荡，债券市场承托风险有限，大宗商品和楼盘住宅资产交易就成为风险规避资本的承托市场，这是短期效应；二是自贸区政策优惠形成的报酬洼地效应，很多寻求政策洼地的投资就会扑火而来。这是制度效应，也是大家都在抢申自贸区的激励之一，这种现象只能等自贸区面上铺开后得到根本好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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